啟具有一半的淮夷血統
禹和涂山氏生子啟，啟具有一半的淮夷血統，在淮河乳汁的哺育下長大，但他并非禹的法定繼承人。夏朝建立前，部落聯盟首領實行禪讓制，堯禪位于舜，舜禪位于禹。禹即位后效法前人，選定東夷族領袖人物皋陶為接班人，皋陶部落的活動區域在今山東曲阜市一帶。
皋陶是三朝元老，參與看堯、舜、禹時期許多重大政治措施的謀劃。舜被堯任命為攝政后，就以皋陶為大理，掌管刑政。任職期間，皋陶曾作五刑，設置監獄，還利用一種叫獬豸的獨角獸來決獄。獬豸類似羊，但只有一只角，很有靈性，有分辨曲直、確認罪犯的本領。每當判決有疑問，皋陶就將這種神獸牽來，如果嫌疑人確實有罪，獬豸就會用獨角頂觸，無罪則否。史書說，皋陶為大理，天下無虐刑無冤獄，《尚書·皋陶謨》反映了皋陶的司法活動與法律思想，對中國古代法律文化具有重要影響，被認為是“中國司法鼻祖”。
皋陶威望崇高且具有實際工作能力，于是被禹選定為繼承人，《史記·夏本紀》“帝禹立而舉皋陶薦之，且授政焉”說的就是此事。可惜皋陶先禹而卒，禹于是“封皋陶之后于英、六”，最早一批偃姓淮夷方國就這樣在江淮地區誕生。英國地域據有今金寨縣、霍邱縣一帶；六國地域據有今六安市主城區和壽縣南部地帶。就是說在夏朝初期，現行淮南市域大通區一帶屬于涂山氏的影響范圍，壽縣南部地帶屬于六國的影響范圍。壽縣西部地帶屬于有窮氏的影響范圍，這要放在后邊敘述。涂山氏、六國、有窮氏都是淮夷方國。
皋陶卒，使得禹子啟有了實行世襲制而終止禪讓制的機會。禹選定另一位東夷族領袖伯益為新的接班人，但伯益在方國首領部落酋長中的影響有限，他們中的不少人傾向于擁戴禹子啟。伯益為嬴姓，是秦國先祖，舜執政時擔任掌管山澤的虞官，又輔佐禹治水平土有功，由是進入禹的法眼，并被委以政事。
禹卒，伯益知道擁戴啟的勢力強大，很明智地選擇避位。啟雖得即位，但遭到反對世襲一派的強烈抵制，啟以強硬手段鎮壓了反對派之后，在都城陽翟（今河南禹州市）舉行了第二次開國慶典——鈞臺之享，鄭重宣示：傳統的首領禪讓制已經結束，王位世襲制正式確立，中國歷史上長達4000年的家天下統治從此開啟，于是有些學者認為啟才是夏王朝的實際開創者。
因為啟出生、成長在淮夷部落，與淮夷具有一種天然親近感，因此夏朝初期與淮夷關系一直友好。
淮夷有窮氏入主中原
啟去世后，夏朝第三任國君太康遷都斟鄩（今河南洛陽市偃師區）。太康不理政事，喜好淫樂，曾游獵于洛水之南，百日不歸，淮夷有窮氏部落首領后羿乘機入據斟鄩，史稱“太康失國”。
“羿射九日”是中國古典四大神話之一，源出《淮南子·本經訓》，神話中的羿是一位善于射箭的英雄。入據夏都的羿同樣善射，雖成為夏王朝的實際統治者，但還是扶立太康之弟仲康繼任國君。《左傳》回顧這段歷史時，稱羿為“后羿”。“后”具有國君的意義，與“帝”“王”同義，夏朝國君皆稱后。《左傳》之說等于承認有窮氏也就是淮夷對中原地區統治的合法性。
傀儡夏王仲康去世，后羿扶立仲康之子相，相逃出夏都，在河南濮陽市一帶建立流亡政權。后羿索性自即王位，“因夏民以代夏政”，繼續沿用“夏”的國號，成為中原政權的最高統治者。后羿仗恃其射箭技術，不致力于治理百姓而沉溺于打獵，又拋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等賢臣，寵信東夷寒國（今山東濰坊市寒亭區）讒子弟寒浞，后來被寒浞殺害，后羿攝政加即位，實際統治中原30年。寒浞追殺了相，造成夏統中斷40年，史稱“羿浞亂夏”。
相被殺時，相妻后緡僥幸逃生，生遺腹子少康，隨后的夏朝歷史就是“少康中興”，少康與其子杼征服東夷，淮夷與夏朝恢復和平共處。
關于有窮氏居地，歷史上有河南濮陽市和孟州市、山東德州市、甘肅山丹縣等多種說法，但這些地方都不是淮夷的活動范圍。南宋羅泌《路史·國名紀己》在“夏世侯伯”中說，“窮”是“有窮羿邑，楚地。今壽之安豐有窮谷、窮水，即窮石”。宋代安豐縣治即今壽縣安豐塘鎮；“窮水”一名安風水，今灃河，源出霍邱縣西南，流經縣西，匯結為窮陂，即今城西湖前身。窮陂陂水四分，灌溉農田，出陂后北流注入淮水。
多重證據可證羅泌的說法正確。第一，《水經·河水注》透露，東漢應劭說“故后羿有窮國”是“偃姓，咎繇后”。咎繇即皋陶，有窮與英、六等國同宗同源，英、六分布于霍邱周邊，有窮當然不會與它們距離太遠；第二，據《竹書紀年》記載，相元年出逃后，立即組織兵力“征淮夷”，對于相來說，無論是征伐有窮氏老巢霍邱，還是進攻后羿占據的夏都斟鄩，其作戰對象都是淮夷；第三，“窮”作為地名長期沿用。公元前515年，吳興兵伐楚，包圍潛邑（今霍山縣東北），楚出兵抵御，左司馬沈尹戌所率部隊“與吳師遇于窮”，此“窮”即《路史》所云“有窮羿邑”。
甲骨文中的淮南方國
少康中興之后，東夷“世服王化”，承認了夏朝的宗主地位。桀是夏朝亡國之君，“桀為暴虐，諸夷內侵，殷湯革命，伐而定之”，湯與包括淮夷在內的“諸夷”結盟，推翻了夏朝，建立了商朝。
殷商王朝與淮夷友好，雙方經濟互動、文化交流頻繁，沿淮地區得到數百年的和平發展，有斗雞臺文化可證。以壽縣雙橋鎮斗雞臺遺址命名的斗雞臺文化分布于霍山縣以北至淮河之間，年代屬于夏商時期。中國大百科全書官網說，“斗雞臺文化是在當地龍山時代土著文化的基礎上形成的，具有濃厚的本地文化因素”，在發展過程中吸收了中原文化和江南文化的內容，“從而表現出文化構成的復雜性”，所謂土著文化就是淮夷文化。
阜南縣朱寨鎮出土的商代龍虎紋青銅尊是一級文物，收藏于國家博物館。國博官網介紹說：“今安徽阜南地區在商代是淮夷部族的聚居地，此地出土青銅器的形制、紋飾明顯受到中原商文化的影響，龍虎紋青銅尊即是其中較為典型的一例。”朱寨鎮臺家寺遺址是商代淮河中下游地區最高等級的聚落遺址，遺址主臺墩發現了鑄銅作坊和多處填埋青銅鑄范、爐壁、煉渣的灰坑，出土了大量銅容器陶范，其鑄銅規模被媒體冠為“商代淮河流域青銅文明中心”。
商代甲骨文中有“淮”字，字形由表示水流的“川”和表示鳥的“隹”合成，表意為飛鳥掠過河流，昭示出淮夷是以鳥為圖騰的部族。從專家對甲骨文的破譯可知，當時淮南地區至少有虎方和林方兩個方國。
關于虎方，《中國歷史大辭典》說，“武丁曾南征虎方，參加戰事的有望乘和輿等，《甲骨綴合編》第八片：‘貞：命望乘及輿途虎方，十一月’”。虎方地望“或說在漢水流域以南，或說在淮水流域”。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認為虎方在江淮流域；譚其驤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商時期中心區域圖”標虎方于長豐縣一帶。春秋時期淮夷部落“夷虎”活動于壽縣瓦埠湖以東和長豐縣以南地帶，應該是商代虎方的延續。
關于林方，根據甲骨卜辭可知，林方起初臣屬商朝，商王與其通婚。后來林方反叛，商王帝乙、帝辛都曾前往鎮壓。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認為，“林方在淮南，為淮夷之邦”。
原本存在的六國在甲骨文中也經常出現，綜合“貞于六”“六來龜”等散碎記錄可知，六國是商的重要盟國，與商王朝互動頻繁，曾向商進貢大鬼、女子，且六國進貢的女子入宮后還分管占卜職位。商朝在六國設有監獄，在六國潛地駐扎軍隊。
（周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