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記載和總結了截至漢初為止古代中國在天文、地理、氣象、物候、醫學、數學、物理、化學、機械、工藝等學科領域所取得的成就，內容豐富，體系完備，為中國古代科技史增添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令歷代學者贊嘆不已。
然而，《淮南子》的宗旨不止于此，而是將這些科技成就運用于拓展“黃老道學”的哲學思維。它揚棄先秦以來部分哲學家秉持的上帝神仙、創世造物的天命論觀點，以創新“黃老道學”的“大道”為宗旨，從科技與“大道”的關系、科技與經濟社會的關系、科技與個人的關系等方面，構建具有自身特色的新道家宇宙自然觀、社會政治觀和人生價值觀，為漢王朝提供“帝王之道”的理論體系，奠定重要思想基礎。
可以說，《淮南子》是中國哲學史上自先秦以來開創科技與哲學相結合先河的重要著作，是西漢時期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有機結合的結晶，在中國科技哲學發展史上獨樹一幟。
《淮南子》汲取截至漢初古代中國在天文、地理方面的成就，以科技與“大道”的關系為切入點，論述“道”是宇宙自然規律的本源，居于最高范疇。《淮南子·天文訓》開篇闡發其宇宙自然觀：天地未形成時，混混沌沌，無形無象，稱為“太始”。“道”最初呈現清虛空廓的狀態，清虛空廓演化出宇宙，宇宙產生元氣。元氣有邊際、有形態，其中清明部分飄逸擴散形成“天”，混濁部分凝結聚集形成“地”。清明之氣聚合容易，混濁之氣凝結困難，故“天”先形成，“地”后定形。
“天”與“地”的精氣融合產生“陰陽”二氣，“陰陽”二氣的精華融合產生四季，四季各自的精氣分散產生萬物。陽氣中的熱氣積聚產生“火”，“火”氣的精華形成“日”；陰氣中的寒氣積聚產生“水”，“水”氣的精華形成“月”。“日”“月”溢出之氣的精華散逸為“星辰”。如此，天空容納日月星辰，大地承載水潦塵埃。
“天”的形態為圓，“地”的形態為方。方的大地主宰幽暗，圓的天穹主宰光明。光明的“天”吐散陽氣，火與日的光芒照耀在外；幽暗的“地”蘊含陰氣，水與月的光澤蘊藏在內。太陽放射光芒施予大地，大地吸收光芒化育萬物。所以說，陽氣布施，陰氣化育。“陰陽”二氣相偏離，形成怒氣便產生“風”；“陰陽”二氣相交合，便形成“雨”；“陰陽”二氣相迫近，感應即成“雷”，激蕩而成“電”，散亂便成“霧”。若陽氣強盛戰勝陰氣，霧便散發為“雨露”；若陰氣強盛戰勝陽氣，霧便凝結為“霜雪”。
這便是《淮南子》的宇宙自然觀，或稱“天道”觀。它強調宇宙是物質的，其演變過程是運動、發展、變化的，且擁有無限延伸、充滿生機的空間與時間，是和諧且有規律的自然整體，不受外來精神力量干擾。這種自然規律與宇宙萬物，均源自物質性的“道”，即“道法自然”。“夫道者，覆天載地，廓四方，柝八極”。
由此可見，《淮南子》借助當時天文、地理方面的成就闡釋“大道”哲學，形成了具有樸素唯物論特質的新道家宇宙自然觀。
既然“天道”和諧有序，那么人類社會又當如何？《淮南子》由“天道”自然論及“人道”，提出新道家的社會政治觀。
《淮南子·俶真訓》記載：天穹所覆蓋、大地所承載、宇宙所包容、“陰陽”二氣所孕育、雨露所滋潤、道德所扶持的人與萬物，皆源自“天地”這一共同根源。“天、地、人”同源同根，故而休戚與共。
據此，《淮南子·天文訓》提出：人的孔竅肢體均與“天地”自然相通。“天”有九重，人有九竅；“天”有四季十二月，人有四主脈十二經脈；“天”有十二月三百六十日，人有十二經脈三百六十小經絡。因此，“人主之情，上通于天”。若帝王施政違背“天道”，便是違背自然法則：實行暴政則多暴風，法令酷苛則蟲災頻發，濫殺無辜則大旱無雨，政令違農時則陰雨不絕。
《淮南子·原道訓》還提及：遠古時伏羲、神農二皇掌握“道”的精髓，立于天地中央，以精神融合自然造化，實現安民定邦。自然與社會均按“道”的規律運行，天下之事需遵循自然與社會規律，不妄為、不違背。秉持“無為而治”，便是堅守“大道”。“無為”即順隨事物自然規律、順應社情民意行事，并非無所作為，而是“因勢利導”——依據時勢變化調整政策，最終形成“無為而無不為”的和諧政治局面。這便是《淮南子》新道家的社會政治觀。
在《淮南子》看來，宇宙自然觀、社會政治觀、人生價值觀三位一體，缺一不可。唯有實現三者統一的帝王，方能真正掌握治國理政的“大道”，“而游于無窮之地”。
因此，《淮南子》又結合當時人體醫學的成就，論述其人生價值觀。《淮南子·主術訓》認為：“君人之道，處靜以修身，儉約以率下。”帝王應處于靜虛狀態修身養性，以勤儉節約為下屬作表率。因帝王地位如同天空中發光的日月，天下人皆矚目凝視、側耳傾聽。若帝王不能恬淡寡欲，便無法具備完美品德；不安守初心，便難以實現遠大理想；不心胸寬闊，便不能包容天下；不慈愛仁厚，便無法贏得民眾擁護；不公正無私，便不能明斷是非。
《淮南子·詮言訓》亦言：從未聽聞自身修養優良而國家治理糟糕之事，也未聽聞自身修養拙劣而國家治理良好之事。矩尺不正則畫不出方形，圓規不標準則畫不出圓形。自身修養如同矩尺、圓規，從未有自身不正卻能使他人端正之理。
《淮南子·精神訓》還提到：安寧淡漠是精神清明的居所，虛無寂靜是“道”心的安居之處。若一味追求身外之物，會失去對內心精神的養護；若對事物耿耿于懷，會影響身體健康。因此，君王應如古代圣賢般“抱德煬和”，秉持和諧萬物的思想境界，“與道為際，與德為鄰”，“理情性，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適”，從而達到“至神”的最高精神境界。
由此可見，《淮南子》將古代人體醫學成就與帝王個人道德修養、精神境界提升相聯系，將“治身”視為“治國”的基本前提，認為“身治則國治”“家國同治”。為此，《淮南子》將“修其心，治其身”的自我修養置于外在追求之上，通過持續的內在修德，使生命成為踐行“大道”的載體。
《淮南子》正是這樣：借助當時的科技成就，探索以遵循“大道”為旨歸的宇宙自然觀，探索“天人合一”、自然與社會同構的社會政治觀，探索通過修身養性達到“道”之最高精神境界的人生價值觀。它指出，“大道”是宇宙的本源與運行法則，不可違逆；治國理政應秉持“大道”、順應自然規律；“自然、社會、人”是和諧整體，帝王需效法“道”的規律，以“無為而治”為核心原則，建立“與道同出”的政治模式，從而確保漢初封建王朝的長治久安。
《淮南子》將科技成就與其新道家哲學思想有機融合的研究方式，開中國“科技哲學”之先河。這一理論不僅對后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倫理政治觀影響深遠，在科技創新引領社會發展的今天，仍具有重要借鑒價值。
（張純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