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楚文化”概念的提出，乃是基于兩方面的動因：一是從“流域性”視角出發，重新審視淮河流域楚文化的歷史演變進程及歷史遺存狀況；二是著眼淮河流域楚文化的多樣化的地域發展，重新審視現今淮南市在其中所具有的獨特地位及影響，對淮南地域楚文化歷史遺存進行新的全面認知和把握。就淮南市而言，借助“淮楚文化”這一概念重新定位自身在淮河流域乃至全國楚文化發展中的地位，無論是對推動學術界的楚文化研究，還是對促進現實中的經濟社會轉型與城市文化建設，都具有重要意義。
但是，也必須看到，淮南市在楚文化發展中的這一定位，必須結合淮河流域楚文化歷史演變的具體實際加以審思，亦即應從整體流域發展與多樣化地域發展雙重視角進行綜合探討。
就整體流域發展而論，淮南市學術文化界所提出的“淮楚文化”概念，廣義上是指“先秦秦漢時期淮河流域因受楚國歷史影響而形成的具有顯著楚風特色的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成果”（高旭：《“淮楚文化”芻議》，《淮河早報》2024年6月27日A2版）。淮南市地處安徽省中北部，位于淮河中游咽喉地帶，是戰國晚期楚國都城京畿所在之地，楚文化歷史遺存豐富厚重，是淮河流域楚文化發展的核心構成之一。自2019年武王墩楚墓開展搶救性考古發掘以來，淮南市學術文化界開始重新思考該地域在淮河流域文化及全國性楚文化發展中的定位問題，尤為注重研討淮南地域與淮河流域楚文化之間的關系，試圖從淮河流域整體性視角系統梳理淮南楚文化的歷史演變與遺存狀況，為傳承、創新與活化利用楚文化歷史遺產奠定學理基礎。因此，“淮楚文化”概念的提出，始終與楚文化在淮河流域的整體性歷史發展密不可分，是從“流域性”視角出發的一種新思考和新探索，也是對淮南市楚文化遺存所呈現出的顯著淮河流域風貌的理論反映。
就多樣化地域發展而論，淮河流域干流貫穿河南、安徽、江蘇三省，形成上游、中游、下游三個區段，相應，楚文化歷史演變在淮河流域也表現為上游地域楚文化、中游地域楚文化、下游地域楚文化三種形態。因此，淮河流域楚文化的發展既具有整體性的流域特征，也存在上、中、下游之間的差異，需分別加以認識和把握。以河南省周口市淮陽區（原“淮陽縣”）為代表的“陳楚文化”，是淮河上游楚文化的集中體現。淮陽區古為“陳國”故地，地處豫東要沖，歷史底蘊深厚，曾為先秦時期中原大國之一，但后為楚國三度所滅（楚莊王熊侶時期、楚靈王熊虔時期、楚惠王熊章時期），終成為楚國北方軍事重鎮。公元前278年，楚頃襄王熊橫兵敗強秦，被迫遷都至“陳”，由此晚楚立都于“陳”達38年。自楚滅陳至楚亡，“陳”為楚國占據長達200余年，楚化程度極深，是楚人在淮河流域最早經營的根據地。由于陳國文化底蘊深厚，故“陳楚文化”實為陳文化與楚文化深度交融的產物，楚風之內潛隱陳韻。以淮南市為代表的“淮楚文化”，則展現出淮河中游楚文化的精神風貌。公元前241年，楚考烈王熊完正式遷都至于“壽春”（今淮南壽縣），直至公元前223年楚王負芻為秦所滅，晚楚立都于淮南市達18年。在楚完全控制該地區之前，這里曾是古州來國故地，也是蔡國晚期立都之所（公元前492年—公元前447年），歷經蔡昭侯姬申、蔡成侯姬朔、蔡聲侯姬產、蔡元侯、蔡侯齊等五世五侯。因此，“淮楚文化”匯聚了淮夷文化、蔡文化、楚文化的核心要素，還浸染有一些吳文化、越文化的氣息（“州來”曾為楚、吳、越三國的角逐之地，尤其是楚、吳兩國在此地曾拉鋸爭奪80余年）。受現代行政區劃調整影響，2016年壽縣劃歸淮南市之前，多稱“壽春楚文化”或“蔡楚文化”。當前，為整合地方文化資源，淮南學術界提出“淮楚文化”概念，以反映淮河中游淮南地域楚文化的歷史演變與遺存的基本情況。以江蘇省淮安市為代表的“淮徐文化”（淮安市學術文化界也稱為“淮楚文化”）是楚文化在淮河下游的重要反映。現今淮安市境為古淮夷、徐夷的主要聚集地和政治、經濟活動中心。古“徐國”曾在淮河下游存在長達千余年，是東夷部族中文明程度較高者之一。公元前512年，徐國被吳王夫差派遣孫武、伍子胥所滅。隨著吳國后亡于越國，而越國又為楚威王熊商所并，徐國故地盡入楚人彀中。“淮徐文化”中融合了徐夷、吳、越、楚等多種文化因素，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淮域楚風。但與淮河上游的“陳楚文化”和淮河中游的“淮楚文化”相比，“淮徐文化”的楚風內蘊稍顯不足，這乃因淮河下游地區在歷史上并未成為楚國政治經濟中心之地的緣故。由此可見，楚文化在淮河流域的演變呈現出多樣形態，上、中、下游情況各異，不可一概而論，需具體分析。
綜括來說，楚文化對淮河流域產生了全流域性的歷史影響，從廣義上講，整個淮河流域的楚文化皆可稱為“淮楚文化”，以區別于長江流域的楚文化。但從狹義上看，淮河流域楚文化客觀上存在上、中、下游三種地域形態，難以用同一概念簡單涵蓋。不同地域的楚文化概念的產生，有著自身獨特的歷史情況，淮河上游地域、淮河中游地域、淮河下游地域亦是如此。一方面，我們需尊重這種楚文化概念產生的歷史性、地域性和多樣性，另一方面，也應著眼當代楚文化發展的現實需求，探索更適宜于淮河流域上游、中游、下游不同地域的楚文化發展的新的概念表達，使之更能反映出各地域楚文化歷史演變及遺存的實際情況，也更有利于開展各地域楚文化的學術研究。例如，淮安市與淮南市雖均使用“淮楚文化”這一概念，但對其狹義理解存在顯著差異：淮安學界強調“徐楚融合”的內涵，而淮南學界則側重“蔡楚交融”的特征。淮南市因2016年壽縣劃入，楚文化資源得以整合，因此從狹義上明確將“淮楚文化”界定為“現今淮南市域范圍內先秦秦漢時期受楚國歷史影響形成的具有顯著楚風特色的物質與精神文化成果”（高旭《“淮楚文化”芻議》），此處“淮南地域”包括壽縣在內的全市范圍。因此，對淮南市來說，“淮楚文化”概念的廣義與狹義是較為明晰的。與之不同，淮安市學術文化界甚至江蘇學術文化界，盡管在各種著作里多又提及“淮楚文化”者，但始終缺少明確的概念界定，對“淮楚文化”與“淮徐文化”的概念聯系及區別也存在猶疑模糊之處（高旭：《四議“淮楚文化”》，《淮河早報》2024年12月）。這反映出對淮河流域不同地域楚文化概念的研討，仍需進一步深入開展，也仍有待于形成學術共識。在以往的楚學研究中，對淮河流域楚文化的重視遠不及長江流域楚文化，而對淮河流域楚文化發展的多樣化情況及淮河流域楚文化概念的多樣性的探討，更是不足，這種研究的局限性需要楚學界不斷予以克服。楚文化既是博大精深、豐富多彩的，同樣是充滿復雜性的，對“淮楚文化”概念的探索，在一定程度上便反映出了楚文化所具有的難言的“復雜性”。
（高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