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傳統楚文化研究中，區域性視角的體現比較突出。有學者曾指出：“楚文化主要發現于現在的湖北、湖南、河南、安徽等省，因此有的研究者又將楚文化人為地按上述幾個省為中心，劃分成某某省的楚文化，其實這種分法是不嚴謹的，因為當時的楚文化并不按現在的行政區域來劃分成幾個地方類型的文化。”但由于現實因素的制約，“有的研究工作也是站在各自的立場和角度來考慮的，以省為區域來研究某一個大的課題，常常是作為一些基礎研究的有效方法”（張鐘云：《安徽地區楚文化的研究與展望》，《東南文化》2001年第7期），可見楚文化研究的區域性視角及方法實際上存在利、弊皆有的兩面性，并不適合作為唯一的研究視角及方法來運用，而是需要同其他新的視角及方法兼而用之，互揚其長，互補其短，方能取得更為切實而理想的研究成果。“淮楚文化”概念的提出，不僅僅關乎楚文化研究的概念革新，而且更涉及到楚文化研究的新視角、新方法的探索創新，因為它所反映出的是一種不同于以往區域性的“流域性”視角及方法，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傳統范式與做法的不足，為楚文化研究的深化發展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
作為流域性視角及方法的體現，“淮楚文化”概念的提出對傳統區域性視角及方法所具有的“突破”性意義主要涵蓋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突破了以往根據現代行政區劃而人為劃定楚文化區域的研究理念。如果說傳統楚文化研究立足于現代行政區劃來展開工作，有其不得不然的現實緣由，那么，從流域性視角出發來重新審視楚文化的歷史演變進程，則能避免這種現代性研究方式的天然局限。確如上述學者所指出的那樣，“當時的楚文化并不按現在的行政區域來劃分或分成幾個地方類型的文化”，“古”“今”行政建置不同，區劃有別，無法簡單等同，但以長江流域、淮河流域而論，“古”“今”流域卻具有顯而易見的歷史延續性和不變性，因而從流域性視角著眼，對楚文化展開新的學術審視和系統研討，便具有區域性視角所無的獨特優勢。在某種意義上，這種流域性的視角及方法反倒能更加貼近楚文化演變的歷史實際，更有助于研究者回到特定的時代情勢之中去體認、揭示和把握楚文化遷變流衍的客觀規律與基本特點。與此相應，研究視角及方法的創新變化，讓楚文化的研究內涵也能得到更進一步的深化豐富，甚而催生出新的研究領域來。
二是突破了以往局限于區域性比較的研究方法。以往楚文化研究中，基于區域性的視角，慣于將湖北、湖南、河南、安徽、四川、江蘇等省楚文化發展情況進行比較，此種方法對楚文化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凸顯出各省楚文化演進流變的不同特點，豐富了學界對楚文化發展的區域多樣性、復雜性的認知，避免僅局限于湖北省為主的“荊楚文化”展開研討。也因之，湖南省學者提出了“湘楚文化”的概念，四川省學者提出了“巴楚文化”的概念，河南省學者提出了“陳楚文化”的概念，江蘇省學者提出了“吳楚文化”的概念，安徽省學者則提出了“壽春楚文化”“蔡楚文化”的概念，這些多樣化的楚文化概念如若探究其實質而言，皆是區域性楚文化內涵的具體體現，反映出各省學者都試圖結合本省楚文化歷史演變的情況，有針對性地深入把握各自省域內楚文化所具有的發展規律及基本特點。以上各省學者對本省楚文化的研究，往往會同其他省份有所比較，尤其是和湖北省的“荊楚文化”相論衡評議。但不可否認，現有的基于區域性楚文化視角的比較研究，亦是存在著固有的局限。提出流域性的研究視角及方法，有助于打破傳統研究方法的定式思維和學術藩籬，促動產生出新的研究路徑：一方面，可著眼“全流域”展開上游、中游、下游不同地域的比較研究，如楚文化在淮河流域的上游、中游、下游的歷史表現及影響既有共同之處，又有差異之別，而以往的研究對淮河流域的共同特征和上游、中游、下游的內在區別并沒有很好的辨析探討，籠統而說、大而化之的論述較多，深細精當的闡發較少；另一方面，也可從流域比較的視角出發，對楚文化在黃河流域、長江流域、淮河流域等三大流域的演進歷程進行研究，形成對楚文化發展所具嬗變性、復雜性、多樣性、博大性的新認知。建立在楚文化流域性發展理念基礎上的新的比較研究，如用歷史眼光來審視，顯然有著傳統的區域性比較方法所不具備的特點及優勢，頗為值得重視和探索。
三是突破了傳統“楚文化”或“荊楚文化”偏重于長江流域的認識局限。盡管“荊楚文化”的提法由來已久，是古今學者對楚文化的一般化稱謂，可是在現實中，無論學界，抑或民間，都慣常把“楚文化”或“荊楚文化”主要視為“湖北楚文化”，甚至簡單地等同為一，進而將其看作是長江流域楚文化的完全的歷史體現。近年出版的六卷本《荊楚文化史》中明確言道該書的空間范圍“是以今湖北行政區劃為主”，“研究的空間范圍原則上不超出當今湖北行政區劃”，只是在“牽涉到湖北局勢發展的重要事象時，有關敘述或分析會超出今湖北省界的范圍”（劉玉堂主編：《荊楚文化史》，湖北教育出版社2022年版）。該書的撰寫匯聚了當前國內楚學界的眾多資深專家，他們對“荊楚文化”的認識實具代表性，從中可看出“楚文化”或“荊楚文化”易于等同于“湖北楚文化”的傳統看法確為深入人心。學貴新識，“淮楚文化”概念的提出，是對這種傳統看法的一次嘗試性的突破，意圖引起學界對“荊楚文化”所體現出的區域性定位及內涵有所反思，促使人們逐漸改變將“楚文化”或“荊楚文化”簡化等同于“湖北楚文化”的“舊識”，從而形成流域性楚文化實際存在多樣性的“新識”。嚴格意義上的“楚文化”理應包括黃河流域楚文化、長江流域楚文化、淮河流域楚文化等三大構成，而又以后兩者為著，故此“淮楚文化”概念的提出，是對“楚文化”或“荊楚文化”的傳統認知的一種質疑、挑戰和突破。
以上三個方面的“突破”，是“淮楚文化”概念提出的重要價值所在。這一概念反映了我們對楚文化研究理念與“范式”的新思考。如何讓楚文化研究更貼近歷史實際，學者們或可從“淮楚文化”這一新概念上獲得一些有益的學理啟發。
總括來說，用“淮楚文化”的概念帶動楚文化研究視角革新，以流域性視角克服傳統區域性研究的局限，能夠為楚文化研究提供新的“鏡子”。采用區域性、流域性的雙重視角，既能回歸歷史實際，亦能揭示楚文化的現代價值。“淮楚文化”的新概念，具有潛在豐沛的學術活力，其對楚文化深化研究所能起到的促動作用，將會隨著越來越多學者的關注、重視和使用，日益顯現出來。長遠來看，“淮楚文化”研究，可謂是前景廣闊，未來可期！
（高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