壽縣，春秋時為州來國，古稱壽春、壽陽、壽州，地處淮河中游南岸。其商業發展歷史悠久，商業文化源遠流長。
壽縣商業的發展最早可追溯至春秋戰國時期，當時州來是南下長江，北通中原，是南北交通的重要城邑。其南自淮河，經施、淝(流經壽縣)二水和巢湖而達于江上，通向吳越。1957年在壽縣城東南近郊出土的鄂君啟金節、壽縣楚幽王墓出土的銅尺以及1979年出土的楚金幣和楚銅幣，足以表明當時壽縣商業的發達，是戰國時期淮河流域的著名商業都會。戰國后期，楚考烈王遷都于壽春，淮河流域成為楚國的政治中心，據《史記·貨殖列傳》的記載：“郢之后徙壽春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輸會也。”
秦漢時期，淮河流域農業生產蒸蒸日上，手工業生產迅速發展，再加上該流域所具有的經濟過渡帶的條件，更有四通八達的交通優勢，商業發展很快。商業成為贏利最快的行業，很多人棄本逐末，一度形成商業高潮。壽縣、合肥為當時淮河以南的商業重鎮，經濟發達。西漢時期，成書于淮南的《淮南子》中，商業經濟思想十分豐富。《淮南子》充分肯定了商業的地位和作用，把商業流通活躍，作為開明盛世的一個標志。在商業經濟管理上，堅持“無為而治”的指導思想，堅持自由放任的管理原則, 主張輕徭薄賦、合理稅負。在經營管理上, 提出針對市場需求組織商品, 誠信經商等經商之道。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我國古代的大分裂時期，淮河流域恰處于南北政權割據對峙的過渡地帶。從總體上說，社會動蕩，戰爭連綿，影響了社會經濟的正常發展，商業也經歷了一個曲折而緩慢的發展過程。曹魏時期壽春(東晉改名壽陽，今壽縣)為揚州治地，是曹魏經營淮南的經濟和軍事中心。由于壽春周圍的土地肥沃,灌溉條件好，每當戰爭間歇，地方經濟即有所恢復。城內有“市”，有“中都街”，城外有“草市”。糧食貿易是當時商品交換的大宗。壽春是當時政府與民和“市”，與南北政權間“聘訪貿易”的重要樞紐。南北朝時的全國商業交通路線共有四條，洛陽到壽春是其中一條。
淮河流域是隋唐王朝的腹心之地，由于推行了一系列商業馳禁政策和興商措施，淮河流域憑借良好的交通條件和居于四方之中的地理位置，商業貿易的條件空前優越，特別是大運河的修通，兩淮水運系統形成嶄新的格局，商業交易四通八達。壽州作為淮上大都，隋文帝建壽州總管府。大業初改為淮南郡，是淮河地區溝通淮潁水道和淝水雞鳴河水道的重要城邑。唐代，在壽州建置中都督府，境內瓷器、絲綢、茶葉、糧食等產品著名，對外貿易蜚聲南北。安史之亂后, 唐政府財政上捉襟見肘, 窘困已極, 在江淮、蜀漢等地大肆掠奪富商, 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壽縣商業的發展。
北宋是繼唐朝以后淮河流域經濟又一個繁榮的時代，經北宋政權的著力經營，江淮已是“天下根本”，是全國重要的政治經濟中心和財富供應地。商業的活躍主要表現在：一是商品品種的增多和商品流通地域的擴大；二是商業資本擴大，富商大賈眾多且炙手可熱；三是市場分工更加細致和商業分工日益完善，不僅有商品交易的分工(有各種“市場”)和商業分工(有各種“行”)，而且有手工業分工和服務業分工；四是商業經營管理較前改善，廣告招攬生意較為普遍。當時，作為綜合性城市的壽州，地近汴、洛，西連光州、信陽，南控廬、和二州，為南北往來的地區中心。《宋史·地理志》曰：“淮南土壤膏沃，有茶、鹽、絲、帛之利，善商賈，鄽里饒富，多高貲之家，揚、壽皆為重鎮。”足見當時壽縣商業的繁榮發達。宋金對峙時期，由于戰爭的破壞，黃河奪淮的影響，淮河流域經濟一度衰落。但發達的商品經濟土壤依然生長出早期的邊貿特區，公元1151—115年、1165—1206年、1208—1234年,宋金在壽縣城西北八公山下，設立了“榷場”，以通商貿。宋金“榷場”貿易廣泛, 大宗物品主要是茶、絹、鹽、生姜、陳皮等生活用品。
金元之際，由于戰爭和地區經濟殘破，特別是元末“韓林兒之亂”鬧得十室九空，商業蕭條。全國統一后，兩淮地區商業往來不受任何限制，南北各地物資交流暢通無阻，商業得到了一定的發展。安豐路總管府(治所壽春)，糧食物資販運和高利貸活躍，每年都為當時的政權提供大量的稅收。
明代特別是明代中期以后，隨著東南沿海和南京、北京兩大都城商業貿易的發展，淮河流域沿運、沿淮和重要的水陸交通樞紐城市及其商業迅猛發展。壽州地處淮河中游南岸，為“淮南一都會，地方千里，有陂澤之饒，……水陸輻輳”，商業經濟發達。其境內之正陽鎮位于淮河干流主航道南岸，東接淮、潁、西通關、陜，商販輻輳，利有魚鹽，淮南第一鎮也。由于正陽碼頭來往商船眾多，明王朝于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在此設立了“鈔關”，以征收來往商船的商稅。位于壽縣東南60里的瓦埠鎮，“淝水環繞，北流入淮，舟楫商販，往來不絕，亦州之大鎮也。”壽縣西南的隱賢鎮，扼淠河中游，市肆民居櫛比鱗次，宛若縣城。河畔連舟接筏，首尾數里，茶麻絲布貿易興隆，亦商業大鎮。
明末清初，淮河流域的城市及其商業受到了戰亂的嚴重破壞。但是，隨著戰亂的平息和社會經濟政策的實施，城市及其商業也得到了較快地恢復和發展。不僅沿運城市再度走向繁榮發展之途，而且沿淮干流及其支流的水陸樞紐城市也隨著當地及流域社會經濟的繁榮發展而再現輝煌。在淮河干流附近的壽州，康熙以后，隨著淮河航運業的興隆，該州“車馬往來，帆檣上下”，來往商船穿梭不絕，“商賈以鹽當為大，米麥豆谷貿遷都皆集于正陽、瓦埠鎮”。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設淮北督銷正陽關鹽務總局，從此正陽商業進入鼎盛時期，成為淮河中游商品集散地，常住居民逾50000戶，有商家150多戶，停泊商船3000多只，港口年吞吐量達30多萬噸。
抗日戰爭時期，縣政府暨所屬機關移駐保義鎮，于是境內的堰口、保義、迎河等較大集鎮商業一度興盛。迎河集地處沛河要沖，又距敵占區較遠，成為大別山土特產——茶、麻、竹、木及食鹽的集散地。1942年, 迎河集商戶由原來的200余戶，猛增至1000多戶。竹木行業興盛，有木行（廠）20余戶。
新中國成立后，1950年3月，縣城舉行各界人士代表大會，縣政府積極貫徹工商業政策，消除工商界疑慮，重振經濟。經過三年恢復，壽縣商業大有發展。1956年，壽縣開展對私營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實現合作化，國營商業、集體商業迅速發展。從此，壽縣商業步入新的歷史發展時期。(杜長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