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史記》開創(chuàng)了中國史書紀傳體通史體例，史學和文學價值受到后世充分肯定。但《史記》瑰麗獨特的經濟思想同樣具有重要開創(chuàng)地位，主要集中在《史記·貨殖列傳》著述里，今天仍有借鑒和啟迪意義。
《貨殖列傳》說什么呢？“貨殖”就是從事商品交易和財富增值的經濟活動。秦漢時期“重農抑商”，商人地位不高。《貨殖列傳》講了四方土特物產，各地風情市俗，肯定了“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的求利求富人性和因地制宜獲得財富的路徑，記錄了呂不韋、范蠡等致富事跡，指出從事“末業(yè)”如陸地養(yǎng)馬、澤地養(yǎng)豬、水中養(yǎng)魚、山中植樹、齊魯種麻，市場上賣油、賣水、賣羊肚都可發(fā)家，贊揚他們不恥微小、心志專一的致富捷徑，開了為富商大賈立傳的先河。
尤為難能可貴的是，司馬遷敏銳注意到城市的輻射、帶動作用，有意識對當時全國27個重要城市進行盤點，特別選出9個冠以“都會”稱謂。《貨殖列傳》里的九大“都會”，是先秦西漢時期當時在全國重要的經濟中心。
壽春能在眾多城市中脫穎而出躋身九大“都會”之列有四大原因：
自然環(huán)境優(yōu)越。淮南地名稱謂形成悠遠，最早出自晏子：“橘生淮南則為橘，橘生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由此可知距今已二千五百多年。秦漢時期的淮南泛指淮河以南、長江以北廣大地區(qū)，俗稱江淮，其核心區(qū)域集中在壽春。歷史上淮南地區(qū)開發(fā)較早。新石器時代即有人類在此繁衍生息，“淮夷”在此形成部族，楚莊王13年(公元前601年)平定群舒之亂后，正式將淮南地區(qū)納入版圖，為鞏固楚東疆南下與吳越抗衡、北上問鼎中原，特別重視淮南地區(qū)的發(fā)展，根據(jù)農作物以水稻為主，氣候濕潤，雨量充沛，降水不均易旱特點，興建了許多陂塘蓄水工程。其中以芍陂(今安豐塘)工程規(guī)模最大、蓄水量最多、灌溉面積最廣，“陂徑百里，灌田萬頃”。楚遷都壽春至亡19年，經營淮南地區(qū)二百多年，蔡楚文化繁盛；漢初置淮南國王都治壽春，只到漢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劉安謀叛死，國除，壽春為九江郡治。淮南地處淮北平原向江淮丘陵過渡帶，暖溫帶半濕潤和亞熱帶濕潤氣候交匯處，寒暑適宜，四季分明，土質肥沃、物產豐富，河渠湖泊密布更兼有灌溉、蓄水、滯洪、航運于一體的芍陂工程，五谷皆興、為商業(yè)發(fā)展提供了殷實的基礎。時至今日民間仍有“走千走萬，不如淮河兩岸”之說。
地處交通要道。壽春濱淮河傍肥水依八公山，位于肥水入淮河之口，控扼淮、潁，襟帶江沱，水運發(fā)達。楚懷王六年(公元前323年)曾修筑鄂君啟車節(jié)大道，壽春成為北上南下的交通樞要，南引荊汝之利，東連三吳之富，有“中州咽喉，江南屏障”稱謂。秦一統(tǒng)天下，全國交通網(wǎng)絡初步形成，漢代經過初期休養(yǎng)生息至武帝時，社會穩(wěn)定、經濟發(fā)展，水陸交通網(wǎng)絡更加發(fā)達。俗語“要想富，先修路”永不過時，交通便利是百姓致富和城市經濟興盛的必要條件。
政治文化的影響。淮南早在遠古夏禹時期已獲得開發(fā)，春秋時期是州來國蔡的屬地，春秋時期楚國又在淮南地區(qū)設立經濟中心名為“啻苴之田”，戰(zhàn)國末年(公元前241年)楚考烈王“與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徙都于壽春，命曰郢”，秦王政二十四年(公元前223年)秦破楚亡郢；漢初置淮南國王都于壽春。壽春長期都是當時東南政治文化和經濟中心。
當?shù)厣虡I(yè)文化渾厚。壽春居于南北交通樞要，成為鄂豫皖三地貨物集散中心，正因為四通八達，淮南人見多識廣、思想開放、不封閉不狹隘，精明干練，但精明卻不狡詐，干練卻不奸滑。淮南人善于并精于經商，這也是壽春最終能躋身“九大都會”之列的重要原因。正如《貨殖列傳》所言各地風俗不同，文化各異，資源不同，先天條件也不一樣，但各地充分發(fā)揮主觀能動性，都能因地制宜繁榮經濟。(程俠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