毗鄰淮河岸的高皇,地處鳳臺東北、一溜十八崗的東首,是懷遠、壽縣、鳳臺三縣交界邊區。這里物阜天寶、人杰地靈,史有“收了大河灣,顧了半個天”之說。
古往今來,以高皇寺著稱的高皇,有著“倉廩豐盈,富甲一方”的美譽，也有其“兵燹火焚,十室九空”的厄運。多遭蹂躪的歲月滄桑,及早地喚醒了這塊肥田沃土上的人民。
時當“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五四運動席卷大地,黎明的曙光隱隱出現,舊民主主義革命行將過去,新民主主義革命一片蒸騰的大革命前夜,反帝、反封建、反剝削壓迫的風潮時斷時續。
早在1923年,由返鄉學生從這里點燃的革命火種,幾乎燎遍今日的整個潘集地區。歷經五四運動和辛亥革命大潮的感召、熏陶,并接受了共產主義的程錫簡(亦名程西儉)、黃天伯等一群熱血青年,毅然舉起了救國救民的大旗。
程錫簡,字竹軒,又字闊庭,系程體維三子,清德宗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四月初十日,生于高皇寺后興集(今高祭鎮后集村)。其父從儒,少小多得啟蒙;不幸父病早逝,由學業頗豐、執掌家業的長兄程錫芬課讀家塾。他幼學聰穎,悟性過人,加之家資充裕,不滿十二歲即送轉淮西就讀于壽縣公學。畢業于壽縣公學的程錫簡幾經輾轉求學,于1921年考入上海上學。
這年7月,正是肩負歷史使命,誓獻身于中國民主革命和為實現共產主義而瀝膽披肝的中國共產黨,由上海轉嘉興南湖結束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而宣告成立之時。這對久有報國、報民之志和目睹時政腐敗,早已參與聲援香港海員大罷工、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及1923年鄭州發起的“二七”大罷工的程錫簡來說,無疑是一大振奮。他激情滿懷、血氣方剛地走在學生運動前列,成為投身滾滾洪流的中堅力量。
在上海大學,他結識了同校就讀的壽縣人薛卓漢,與同鄉同學黃天伯結為莫逆之交,三個人志同道合,親如兄弟。
1924年春夏之交,程錫簡由瞿秋白、薛卓漢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此,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他成為誓為民族解放,甘愿拋頭顱灑熱血的一員,向舊世界和一切反動勢力展開了長期不懈的斗爭。
這年暑假,時年22歲尚未完成學業的程錫簡受上海黨組織派遣,同家住黃家崗(今祁集鄉黃崗村)、1923年入黨的黃天伯兩人,一道返回家鄉開展工作。
一到家,他倆便一東一西,時聚時散地秘密接頭,結識和組織了不少“愿將熱血薦中華”的進步人士和有志青年。
程錫簡回到家,先以邀文會友,拜會和邀聚了程祥麟、程延釗等壽縣公學同學、兒時好友及地方小有交往的教師,并將自己帶回的幾本北京《每日評論》、上海《新青年》、天津《覺悟》、湖南《湘江評論》等進步刊物介紹給他們,也按長兄的意思,禮節性地拜望了地方上頗具影響的闊佬鄉紳。他以少有的淵知博見和見解獨到的坦誠真言,吸引了不少有識之士,廣交了不少教工及農民群眾,同富家子弟程榮芳、程汝瑞、程汝柵、程伯天等也很講得來,只有那些頑固不化的地方豪佬多投以白眼，斥之為“不成器的敗家子”。
他不露身份、暗渡陳倉的舉動和濟貧助困、交朋聚友的耗資,長兄錫芬看在眼里,心里明白,認為三弟是個干大事的人,便不多阻;弟弟錫典竟成了積極的支持者,跟著跑前跑后;二哥錫訪不言不語,一副老實巴巴的憨厚勁。
從高皇寺到齊王廟(今架河鄉王圩一帶)的五十余里淮岸,程錫簡和黃天伯兩人由近屬到遠親,由至交到熟人地接觸,伺機進行著革命道理的宣傳。功夫不負有心人,首先在部分青年教師和地主老財家的長工、伙計中得到回響。
經程錫簡到丁家郢(今平圩鎮丁郢村)二姐家多次與孫子讓、孫廣賢等積極活動,汪廟小學教師工會暗暗成立,高皇小學的教師工會也在醞釀。他還在廖家灣大姐家結識了廖敏中、廖運周等人,并處得十分投契。
兩年里,他約同壽縣公學的同學程祥麟、弟弟程錫典和晚輩程晉科等東奔西走,并聯絡當地的何藕卿、盧繁鵝、程汝瑞、程伯天、程傳臚等開辦失學學生補習班、講習班和識字夜校宣傳救國救民的思想,組建了小學教師聯合會,還參與并發動了驅逐國民黨鳳臺縣長,迫使寧紀光下野的“驅寧運動”。由此激發“窮人會”(即農會)、“婦救會”、“教工聯合會”等組織的迅猛發展和壯大。受蹂躪欺壓的長工、伙計，不堪封建禮俗捆綁和凌辱的婦女、童養媳與矢志報效國家、痛斥弊政的青年教工聯合一起,罷課、罷工風潮漸起。
1926年夏,就讀鳳陽五師的盧家溝人(今平圩鎮盧溝村)盧繁鵝,在校加入中國共產黨并被指派回到家鄉。程錫簡又與盧繁鵝約同正在創辦淮上補習班的原上海大學的同學吳云、胡萍舟等聯合發起以宣傳革命道理、組織減租減息為主的抗捐運動、大講土豪劣紳為什么富,窮人為什么窮,婦女為什么被壓在最底層等,形勢發展如火如荼。黨的小組在組織發展和回鄉黨員的帶領下,應運而生。
正當革命烽火遍燃,滾滾鐵流銳不可當之際,詆毀孫中山先生“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玩弄反革命兩面派手法的國民黨權閥,自孫中山去世后,就接二連三地制造了“中山艦事件”“四一二政變”“七一五血屠”,挑起一連串反共、反人民和扼殺國民革命軍北伐的事端。每個欲拯救中華于危難之中的中國共產黨人和參加北伐進入南昌的三萬多官兵無不義憤填膺,南昌起義如箭在弦上,一觸即發。
1927年7月,炎炎的赤日和胸中的怒火燎烤得程錫簡寢食難安,他將工作逐項交代盧繁鵝后,便和廖家灣(今屬田家庵區安成鎮)的廖運周匆匆上路,直奔南昌。參加南昌“八一起義”后的同年12月,程錫簡按組織安排,同廖運周重返壽縣、鳳臺一帶,進入國民黨第三十三軍開展工作。在三十三軍學兵團,程錫簡率一個連駐防壽縣的正陽關,并任學兵連副連長兼不公開的黨支部書記。他體貼同志,關心士兵，秘密活動,暗中發展黨員,不斷壯大革命隊伍。
1928年5月,因外購子彈準備起義的活動不慎暴露,學兵團被迫解散。為保存力量,他安排身邊的同志疏散后,即緊急撤離,又回到高皇一帶。
這時的高皇寺、汪家廟、齊王廟一線,經盧繁鵝、程祥麟、程際魁和王介甫、胡之光夫婦等中共黨員聯手,組織活動趨向活躍,斗爭形式有聲有色,平民夜校、窮人會均已開展活動,王圩(即齊王廟)黨小組也繼高皇、汪廟黨小組的先后成立而建立。
程錫簡一到高皇,壽縣中心縣委即批準設置中共高皇特別小組,并由程錫簡任組長,主持高皇到泥集一帶黨的工作。
沿淮第一個中共特別小組的成立,極大地鼓舞和振奮了地方,黨組織的發展工作積極展開,程祥麟、程錫典、王世美、程晉科、程際魁、程汝現、孫子讓、孫廣賢、丁文山、劉耀華等成為活動的中堅,并由程際魁等開辟淮河以南新區,伺機建立組織。
1929年4月,特別小組根據斗爭形勢發展需要,組建了以程汝現為支部書記的青年團支部,以團支部出面組織發動青年,又先后在汪家廟許黃崗組建中共黨的小組。
5月,高皇特別小組經中共壽縣縣委批準,改為特別支部;8月30日鳳臺縣第一次黨的代表大會在姚皋店秘密召開,中共鳳臺縣委成立。當選為縣委委員的程錫簡因工作需要,不久便調皖西北開辟新區;高皇特別支部改由程祥麟任特支書記兼農會主任;汪家廟的黨小組改為汪廟支部，轄大小孫崗、丁郢、劉巷三個小組,另增設許崗、溝北、李橋三個小組,由孫子讓任支部書記。
到1930年6月,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在齊王廟召開，縣委將高皇特別支部改設為中共高皇區委,程祥麟任區委書記,程錫典、程晉科、王世美為區委委員,程漢民繼任青年團支部書記。區委下設朱崗、新圩、小集、胡集、店集(即汪廟)五個黨支部，朱秀卿任朱崗支部書記，程子美任新圩兼胡集兩支部書記,程汝珍任小集支部書記,孫子讓任店集支部書記，店集支部即原汪廟支部,管理范圍不變。此時的淮河南岸,經程際魁多方活動,洛河街、九龍崗一帶的農會已開始活躍,并吸收柴秀書、柴開智、柴秀長等人入黨,成立了隸屬高皇的黨小組。
11月,洛河小組改設支部,由柴秀書任支部書記,柴開智、柴秀長為支部委員,活動范圍逐漸擴展到姚家灣、翟家洼一帶,星星之火,漸成燎原之勢。
隨著反剝削、反壓迫、反虐待、反歧視斗爭的興起,數十名貧民子弟和被共產黨綱領吸引的部分小康人家兒女程廷鼎、程延道、程際兵、孫曉峰、謝子宜、孫煦初、劉維欽、程汝瑞、程伯天等先后成為中共黨員。
1931年初冬,店集支部改設為中共汪廟區委,孫子讓任區委書記，謝子宣、孫廣賢、丁文山為區委委員;汪廟一帶的黨組織始與高皇區委脫鉤,黨員發展到近30名。
而高皇區委的組織活動已向南延伸到舜耕山一線,尤以王小集、半個店(即洛河街)、翟家洼見好,全區黨員達120余名,農會(亦稱窮人會、光蛋會)、婦女協會、青年聯合會、教工聯合會、少共隊較普遍出現，參與活動者達300人之多。
1932年夏秋之交,舍棄家庭,長年奔波在外,深得眾人擁戴的程際魁接任了中共高皇區委書記,程祥麟專司農會工作,并以其宮小集岳父家的威望,替代程際魁鞏固淮河以南地區。這時的區委委員是程祥麟、程子美、程汝好、柴秀書,俗稱“小營長”的程際兵任農民武裝的區隊長,組建了地方武裝。
1934年5月,窮兇極惡的蔣介石繼五次大規模圍剿井岡山工農紅軍之后,連續派出大批軍、警、憲、特,血腥屠殺共產黨人,江淮大地已被白色恐怖籠罩。地處懷、壽、鳳邊區的高皇區委為避其鋒芒,保存力量而進行人員疏散,黨的活動由半公開到全部轉入地下。按中心縣委的指示，程際魁疏散隱蔽好活動骨干,便帶著區隊的部分武裝白天經商務農,晚上打擊頑固勢力,游弋在淮河兩岸。
到8月,齊王廟的王介甫和汪家廟的孫子讓與劉維欽叛黨,汪廟區委書記孫廣賢、區委委員丁文山等鋃鐺入獄,高皇區委和齊王廟特支的黨組織都遭到嚴重破壞。時隔不久,畢業于黃埔軍校、派任徐海特委軍事委員和曾任皖北中心縣委委員的程汝柵(字鐵村)被俘叛變,并一躍成為專門捕殺共產黨人的國民黨安徽省肅反專員,后與孫子讓竟居于安徽剿共的“三子”(即黑子程汝柵、牛子王進之、猴子孫子讓)之列。
叛徒的出賣、劊子手的鎮壓、不少黨的中堅分子被捕,讓部分意志不堅定者自首退黨。進入10月,時局更為緊張。高皇的富家子弟程汝瑞(字天錫)叛黨投敵,也淪為剿共專員,地方的中共組織幾乎癱瘓,洛河支部也停止了活動。區委書記程際魁轉入翟家洼、大孤堆集、大寺園一帶,農會主任程祥麟隱蔽在岳父宮家不出,朱崗支部書記朱秀卿又操起看相卜卦的老行當遠走他鄉,程汝現、程延道、王開和等隱入外地,沒走掉的都被迫寫了“悔過書”退黨。
黑云壓城的大搜捕下,程際魁怒火滿腔。他懷著對黨內敗類的無比憎恨,誓與程汝柵之流拼個魚死網破。父親程錫趾的阻攔和弟弟程際閣、程際臺的解勸,他哪能聽得進去,葦灘、野地成了他的家。
沒多久,他很快與新四軍二師羅炳輝部的游擊大隊取得聯系,又與壽縣二區的中共組織接上關系。從此,斗爭沿舜耕山一線展開。富紳財主稱他是“惡煞星”,窮苦百姓卻把他當作“活菩薩”。
這段時期黨組織的活動隱入“地下”,整肅的重點是固內御外,斗爭的鋒芒是重點警告、打擊土豪劣紳和國民黨的地方軍政要人,黨內的武力裝備進一步加強。
1937年3月,由于“西安事變”促成了國共兩黨再度合作,被捕的共產黨人除原已“悔過自首”先期獲釋者外,余皆陸續出獄。剛出獄的孫廣賢、丁文山等回到家鄉四處奔走,聯系黨員,開展活動,組織很快恢復。高皇寺的黨員除朱崗支部的少數人外余皆融入淮河以南活動。
1938年4月,中共安徽省工作委員會批準成立以孫廣賢任書記、丁文山任副書記的中共鳳臺縣委,高皇的程祥麟(即程漢丞)與江良伯、許子和、王懷友同為縣委委員。高皇的朱崗支部因黨員過少而改為小組，仍由原支部書記朱秀卿任組長。
這年端午節,日軍占領鳳臺縣城,不久因兵力不足撤離,僅高皇隔河相望的東上窯(今大通區上窯鎮)、馬頭城(今懷遠縣馬城鎮)尚盤踞少量的日本兵。
五六月間,由統一戰線聯合組成的安徽省動委會派旅越華人陳流波到鳳臺縣組建民眾動員委員會，設置并由陳流波任團長的安徽省第十九工作團,高皇的中共黨員程榮芳(字季青)任副團長,中共黨員廖多沂任情報部長、魏新民負責辦理日常事務,動員民眾抗日的農抗會、青抗會、婦抗會先后成立。
1939年3月,廖多沂接任中共鳳臺縣委書記后,公開身份仍是動委會情報部長。程榮芳(字季青)也已控制了第十九工作團,抗日宣傳搞得風風火火。
待第十九工作團正式改編為二十四團后,動委會已基本成為中共駕馭的公開抗日組織,也是國民黨安徽省主席李品仙將其作為“親共”嫌疑徹查的組織。
1940年1月，蔣介石策動“皖南事變”,李品仙跟蹤而上,撤銷全省動委會及其工作團,將所有人員集中到金寨強制整頓。名為受訓，實是監禁,不少共產黨人及其同盟支持者被秘密逮捕關押,遭到酷刑毒打或暗殺。高皇寺的程榮芳,本是富家子弟,哪能忍受刑問拷打和金錢地位的引誘,加之同鄉程汝柵的說勸,便投靠了有奶是娘的國民黨,出賣了組織和同志,成了李品仙手下的“紅人”,一躍成為剿共專員。
到7月,因縣委書記廖多沂貪享安樂、玩弄女人并蛻化變質到叛黨投敵，中共淮上地委及時切斷與廖的關系,派陳元良任縣委書記,將縣委委員程祥麟、王懷友、許子和調動隱蔽,并免掉江良伯、王璞臣的縣委委員之職，同時設鳳臺辦事處于潘集,派張太沖任主任。
9月,縣委在田集、太平集分別設立一區、二區,其中領太平集、東店集、祁集、泥集、陶王寨五鄉的二區。區委書記謝青梓,區委委員丁文山、王希善,區長丁文山,副區長程祥麟,農會主任王希善,區隊武裝中隊長盧言成，副中隊長胡子美;下屬五鄉分別由祁同和、胡子美、余廣謨、謝銘國、周家勝、馮平、顧曉東、謝培記、李冠群、張洪倫任鄉指導員、鄉長,多為由高皇黨組織培養和發展的中共黨員。
這時的高皇寺,因出了程汝柵、程榮芳、程汝瑞(字天錫)三個黨的叛徒,尤以程汝柵親臨淮上剿共,中共組織被知情的“三專員”破壞得十分嚴重,故轉入淮河以南活動。進入淮河以南或利用親戚、親屬關系活動的程際魁等,開展的革命活動仍很火爆。
1941年4月,日偽掃蕩加劇,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武裝視共產黨為仇敵,大有徹底肅清“共黨分子”之勢。當新四軍四師彭雪楓部和二師羅炳輝部奉命向津浦路東作戰略轉移時,高皇一帶的中共黨員和地方干部沒隨部隊轉移。在程際魁等領導下,多數就近分散隱蔽,部分黨員骨干時聚時散地堅持地方武裝斗爭。時任三區區長的程祥麟,回到高皇老家朱崗,住了一夜便渡河到宮小集的岳父家,與程際魁取得聯系后,兩人便一直堅持在舜耕山一線開展地下斗爭。
1945年8月15日,日軍無條件投降,抗戰取得振奮人心的勝利。但不容共產黨分享勝利果實的蔣介石及其頑固勢力,又變本加厲地挑起了全面內戰。
中共安徽省委根據斗爭形勢發展的需要,在九龍崗、大通、田家庵三鎮設置了工作委員會,以鞏固和開辟懷遠、鳳陽、定遠、壽縣、鳳臺五縣的邊區工作,并派舒城人周維成任工委書記，程際魁、程祥麟分別任組織、宣傳部長,由特派員趙愷兼抓武裝斗爭,斗爭圍繞淮南路礦展開。
1946年夏收之際,設公館于田家庵經一路(回民飯店對面)的國民黨中統調查室主任、肅反專員程汝柵帶著程汝坤(綽號老八)等一幫便衣竄入王小集(今屬大通區),將正在瓜地喬裝捉黃螢的程際魁抓捕,喬裝摟大筢的程祥麟伺機走脫,周維成、趙愷聞訊轉入舜耕山以南。幾天里，程際兵等數十名無辜的中共黨員又鋃鐺入獄。
審訊時,程際魁只字不吐并以長輩自居大喊大罵。程汝柵氣急敗壞,欲將程際魁裝入麻袋沉進淮河暗殺。消息傳出,激起了高皇族人的共憤以及三墳下與大墳下的摩擦,數百人圍住了程汝柵的老家。
為平息家族內訌,國民黨省參議、省黨部顧問、原中將司令程華亭（即程登嶸）出面調停,程際魁方假以越獄名義獲釋。程汝柵卻也虛放亂槍,派人追了十來里做做樣子。
出獄后的程際魁沒有回家,他進入翟家洼又緊張地開展活動,組織黨員和動員群眾為迎接解放日夜不停。
1947年7月,中國人民解放軍連續粉碎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全面進攻和重點進攻,轉向全國范圍內的大反攻已箭在弦上,沿淮南鐵路兩側,迎接解放大軍南下、打擊土豪劣紳的聲浪一浪高過一浪,黨的組織活動漸漸公開。叛黨而淪為國民黨中統調查局專員的程汝柵、程榮芳、程汝瑞的行動日漸詭秘,回到家鄉高皇已不再那樣耀武揚威。
之后,趙愷任書記的淮南特區工作委員會成立,程際魁、程祥麟均在趙愷的統一領導下開展工作。
程際魁先在三和(原屬壽縣,今屬淮南市的田家庵區)到九龍崗一帶做策反和支前、聯絡、組織工作,后任淮南二區(即洛河區)區長。程漢丞(程祥麟)因工作需要,進入定遠、合肥、肥東、肥西一帶。
全國解放后,高皇早期的共產黨員除犧牲和投敵叛變者外,多已在本省的合肥、阜陽、蚌埠、嘉山等地工作,有的隨軍進入大西南的云貴、川和大西北的寧夏、甘肅、新疆,有的留在本地。
在那烽火硝煙、烏云彌漫的艱苦歲月,高皇的共產黨人前赴后繼,較早地傳播了馬列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點燃了淮河岸邊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奴役、反壓迫的星星之火,并喚起和團結人民奮起抗日救國,粉碎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多次鎮壓,譜寫了悲壯雄渾的戰歌,為地方和全國的解放做出了貢獻。尚有程錫簡、程晉科、王世美等一些共產黨員不畏強暴、拋頭顱灑熱血,為黨和人民的事業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他們將永垂青史。（特約撰稿 程隆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