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知識體系
劉邦一統江山，西漢王朝建立，結束長期戰亂局面，實施休養生息政策，社會安定、經濟恢復、生活穩定、文化繁榮、學術發展。寬松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條件使二十四節氣的研究得以進行，以淮南王劉安（前179年—前122年）的《淮南子·天文訓》為載體并得以呈現，科學依據主要有如下諸因素：
1、北斗斗柄運行。《淮南子》二十四節氣的確定標準，依據北斗斗柄的運行方向。北斗斗柄運行，同月亮、太陽、五星、二十八宿的度數相配合，組成了古代科學的歷法、天象體系，這是淮南王劉安及門客留予我們的珍貴文化遺產。二十四節氣全年為365+1/4日，兩維之間為91+5/16度。具體分配情況（整數）是：冬至——大寒46日，立春——驚蟄45日，春分——谷雨46日，立夏——芒種46日，夏至——大暑46日，立秋——白露46日，秋分——霜降46日，立冬——大雪45日。二十四節氣構成了一個天象、歷法、氣溫、降雨、降雪、物候、農事、音律、干支等的綜合體系，成為古代中華民族生存發展、從事農業生產、順應自然規律、和諧“天人”關系的理論基礎。
2、月亮運行。二十四節氣以觀察太陽視周期運行規律為特征，雖體現出陽歷時間歷法特點，但也同月亮的運行密切相關。月亮的運行是陰歷范疇。設置閏年，就是根據二十四節氣中的冬至點而設立的。這樣，根據太陽和月亮的運行規律，兼取二者之長，補單一之短，屬于兼有陰陽合歷性質的二十四節氣就制定出來了，并沿用至今。《淮南子·天文訓》說：“月，日行十三度七十六分度之二十六，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為月，而以十二月為歲。歲有馀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故十九歲而七閏。”“二十六”，高誘注：“六，或作八。”按：“六”當作“八”。這段話的意思是：月亮每天運行13+28/76度，29+499/940日為一月，以十二個月為一歲。每年尚差10+827/940日，不夠365+1/4日。因而十九年中有七次閏年，如2017年閏六月、2020年閏四月。
3、太陽運行。《淮南子·天文訓》中運用太陽周年運動的運行規律，來劃分二十四節氣。主要有兩種方法：一是，圭表測量。圭表，是中國古代觀測天象的儀器。“表”是直立的標竿，“圭”是平臥于子午方向的尺子，“表”放置在“圭”的南端，并與“圭”互相垂直。根據太陽的出沒方位和正午高度的不同，以及周期變化的規律，按照“圭”上“表”的投影，測量、比較和標定日影的周日、周年變化，用來定方向、測時間、求出周年常數、劃分季節和制定歷法。二是，利用太陽與二十八宿的關系。《淮南子·天文訓》中說：太陽正月處于二十八宿中的營室位置，二月處在奎、婁位置……十一月份處在牽牛位置，十二月處在虛星位置。比如，“營室”對應正月中、雨水，“虛星”對應十二月節、冬至。
4、二十八宿標示的度數。《淮南子·天文訓》中說：二十八宿與天球赤道的夾角，可分為不同度數：角宿12度，亢宿9度，氐宿15度，房宿5度……七星、張宿、翼宿各18度，總共二十八宿標示的度數是365+1/4度。二十八宿標示的度數，與北斗斗柄、太陽運行度數相同。比如，立春在“危17度”（今測16度）；立秋在“翼18度”（今測15度）。
5、十二律長度。《淮南子·天文訓》中用十二律度數，來表示二十四節氣的時間變化。黃鐘處在十二地支子位，它的長度數是81分，主管十一月之氣，下生林鐘；林鐘的管長是54分，主管六月之氣，上生太蔟；……無射的管長45分，主管九月之氣，上生仲呂；仲呂的管長60分，主管四月之氣——這樣十二律相生便結束了。比如，“冬至”時，與十二律相配的是林鐘，音調逐漸降為最低；“夏至”時，與十二律相配的是黃鐘，音調逐漸上升為最高。用十二律測定二十四節氣，《后漢書·律歷上》就記載有“候氣之法”，東漢以后，有關樂書中仍有記載。
6、十二月令。《淮南子·時則訓》中記載了十二個月與北斗斗柄、二十八宿、五方、二十四節氣（其中涉及八個節氣）、農事、政事、物候、氣象、祭祀、軍事、干支、音律、五行等的相互關系。《淮南子·時則訓》十二月令的記載，與《呂氏春秋·十二紀》和《禮記·月令》的記載相近，所以使用了“日長至”“日短至”“日夜分”等詞語。在十二月令體系中，二十四節氣中的四個“立”、兩個“分”、兩個“至”，是確定四季、紀月、紀年的主要標準。
前139年，二十四節氣體系創立完成于西漢前期，由淮南王劉安及其門客編撰入《淮南子·天文訓》，并在漢武帝即位的第三年（即建元二年）獻給朝廷，得到了這位年輕皇帝的認可。如果從那時算起，二十四節氣體系的完成和發布，至今已逾2160年。淮南王劉安在位42年，都城為“壽春”，即今安徽省淮南市壽縣。“壽春”之名見于《史記·楚世家》：楚考烈王“二十二年（前241年），楚東徙都壽春，命曰郢。”又歷經19年，擁有800多年歷史的南方大國楚國，受北方強秦進攻，在壽春滅亡。秦帝國建立不久，便被身為楚人的劉邦推翻，整個華夏大地重新為楚人建立的政權掌控。當年劉安所在的壽春是晚楚都城，探究創制二十四節氣時，不可避免會受楚文化影響。而楚國天文學由來已久、代有傳承，極為發達。歷史文獻及考古發現中也有確鑿佐證。如1978年夏，在湖北隨縣曾侯乙墓出土帶有二十八宿和“斗”字的箱蓋，其年代約在前430年。楚國天文學家甘德（一說齊人、魯人），著有《天文星占》，部分逸文收錄于唐代《開元占經》中。楚懷王時代的天文學家唐昧（？—前310年），著有《星學》。1978年，在戰國楚地阜陽出土二十八宿圓盤，墓葬年代為漢文帝十五年（前165年）。而史書記載，淮南王劉安及門客還著有《淮南雜子星》十九卷。可以說，二十四節氣的研究繼承了楚人天文學成果，在此基礎上，淮南王率領科研團隊又進行詳細觀測、反復推演、精確運算，最終在淮南王國都“壽春”完成研究。迄今為止，這也是公認第一次完整、科學論述二十四節氣排序與計算，并記錄于《淮南子·天文訓》中傳承至今的成果。淮南之于二十四節氣，有著極為重要而特殊的意義：淮南王劉安在此第一次完整提出二十四節氣，且淮南地域自然條件優越，觀測研究選點合理，正位于秦嶺—淮河這一中國南北地理自然氣候分界線的中點線上，四季分明，恰好體現二十四節氣兩個“分”、兩個“至”的特點，具有相當普遍的代表意義。二十四節氣作為完整的知識體系，經歷了地域傳播、自上而下的階層流動，以及本地化和世俗化的變遷與定型，形成以太陽和月亮運行為核心的地緣認知群體，日漸成為尋常百姓日常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
（程晉倉）
